公司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治理

财产权决定着公司治理的可能性与状况

　　在现代公司中，随着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裂，受股权结构分散化的影响，股权与公司经营权、控制权呈现分离的趋势。这种分离产生了代理与合约不完善的问题，使得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运作成为必需。

　　一方面，随着股权与公司经营权、控制权分离的趋势，现代公司实现了股票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股东对其出资资本所享有的原始产权随着其出资而转换为股东股票所有权，股东通过股票来行使其剩余索取权，而公司的经营权与控制权则与股东所有权相分离而为经理阶层所掌握。其原因在于，首先，股东不具备古典企业形态下与公司产权高度合一的联系，因而也缺乏参与经营与控制的动力;其次，由于股权的分散，仅凭单个股东的力量无法对公司经营施加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发起股东联合的成本之高及“搭便车”心理的存在使得股东必然倾向于采取消极的“用脚投票”的办法来表达其意志。“经济权利，即对于实际资产的控制权，显然具有向心力反应，具有逐渐集中于少数公司经营层掌管的倾向。与此同时，收益所有权是离心的，又有被再次分割的倾向，致使其逐渐地分裂为小单位而自由地转让。” [10]这样，现代公司中董事会及其聘任的管理层日益掌握公司的权力，成为公司的实际统治者，而股东依其股权则缺乏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以使之忠诚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而，这种无拘束的权力必然要求相应的权力进行制约与平衡。即“为防止董事会、经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公司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为公众公司不同机关之间作出恰当的制约制度安排’”。 [11]这样就需要在公司内部建立起规范的治理结构，以使公司权力分化并相互制约，并达到保护投资人与公司利益的目的。

　　另一方面，正如奥利弗·哈特理论所分析的，只要以下两个条件存在，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会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第一个条件是代理问题，确切地说是组织成员(可能是所有者、管理者、工人或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第二个条件是，交易费用之大使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 [12]在股份公司中，随着股票所有权与公司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出现了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即代理理论体系中设定的委托人，经理是公司的经营者，即代理人。股东授权经理经营公司，股东的利益依赖于作为代理人的经理的行为，公司的经营风险由股东承担。 [13]然而，代理人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驱动和行为目标的“经济人”，其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未必一致;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难以对代理人行为的尽职状况作出准确判断。可见在股权与经营权、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代理问题始终存在，而合约对代理问题的克服与解决成本过高，因而需要公司治理结构来进行权力安排，以用制度制约代理人的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中国现行公司法不要求董事和经理必须具有资格股份，从而彻底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既然中国公司法对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设计强调企业所有和经营相分离的原则，兼以管理层与所有人的终极利益难免有所差异，因此，法人财产权的确立及进而产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同样也会导致“代理问题”的出现。事实上，中国公司经理层经营能力不足、热衷于短期行为，甚至于损公肥私、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的现象，一直大量存在，因此在中国，建立起公司权力机关之间分权与制衡的治理结构是公司实际的迫切需要。可见，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以及因此而给公司财产权利结构带来的变化，决定了必须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来保障公司经营的良性运转和股东等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治理结构对法人财产权的作用与意义

　　相对于前述，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确立也维系着法人财产权的地位，是实现法人财产权的组织保证。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确保公司中股东、董事、经理、监事的权力确定明晰的边界，股东的利益仅限于其股利分配请求权和经济民主权，作为代理人的经理阶层也不得侵害公司法人财产权利，从而保障了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独立与完整享有，排斥了其他利益主体的不当干预。在中国当前强调法人财产权更具有现实意义，大股东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事件的屡屡发生暴露了中国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当大部分是国有控股，大股东肆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问题不能不说明在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法人财产权的观念。

企业依据投资者的责任性质、产权转移的难度、组织寿命的持续性，债务责任承担的程度、控制权的多寡以及决策的机动性而有不同的形态，一般而言，企业组织形态是指独资企业、合伙组织和公司。在商品经济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古典企业，它包括：(1)个人企业或称独资企业、业主制企业;(2)合伙组织或称合伙制，亦称合伙企业。 [14]古典企业是“一个由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掌管的内部组织或许被称为‘古典的&rsquo